走进生活，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一贯追求，当前，这一追求更加自觉、更加主动，“生活”成为文艺最重要的主题词之一。

　　文艺与生活密切融合，不仅体现在文化艺术相关部门号召组织的一系列主题实践活动，也表现为广大文艺工作者主动深入基层，在生活中积累创作素材。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放宽一点，又会发现，文艺与生活的关联不断密切的趋势，还体现为一些更加微妙的变化。比如，“镀金”式演出被叫停，艺术品拍卖市场遭遇低迷，往昔受追捧的所谓“大师瓷”面临滞销，高价乃至“天价”艺术品作为“理财工具”的面具逐渐脱去，与百姓生活结合密切的民间艺术则重新受到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大众的距离进一步拉近，“脑洞大开”的文创产品萌动百姓生活，一度陷入“小众”境地的诗歌也借助新媒体等手段温暖着大众的心灵，等等。

　　我们相信，这些变化不会是昙花一现，而是一种新趋势的苗芽。可以说，以融入生活为特征的艺术新常态之曙光已悄然展现在人们眼前。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文艺领域的这些变化，其根源在于伴随经济新常态而来的社会生活的深刻调整，以及人们生活态度和审美风尚的转变。其实，类似的情况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曾出现过。日本平面设计大师原研哉就曾指出，当日本经济进入成熟期后，日本民众的审美观念也发生变化，认识到“人类的幸福并不是只能在持续增长的经济中找到”。只有意识到自身文化长处，才能生成与成熟文化相称的典雅气质。否则，经济再发达，也可能只是塑造了一个无趣、肤浅的社会，最终被人们所遗忘。

　　今天，中国的经济也进入了成熟期，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仓廪实”不仅为“知礼节”奠定了基础，而且提高了人们的审美意识，增强了国人对美的生活的渴望。八十多年前，朱光潜先生曾说过这么一段话：“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情趣丰富的，对于许多事物都觉得有趣味，而且到处追求这种趣味；一种是情趣枯竭的，对于许多事物都觉得没有趣味，也不去寻求趣味，只终日拼命和蝇蛆在一块争温饱。”对于少数人而言，一瓢饮、一箪食或许就足以乐在其中，但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有情趣的生活，不是仅用美好愿望就能垒起来的空中楼阁，而需要建立在一定物质条件基础之上。当年，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安全、温饱的生活尚属不易，追求生活的趣味更是奢谈。而今天，美的生活所需的物质条件正在不断坚实。不论“艺术”对于“生活”，还是“生活”对于“艺术”，其重要性都将前所未有地凸显，文艺越来越成为一项创造生活之美的事业。艺术与生活更加紧密地交融互渗，必将形成一股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交织的磅礴浪潮。

　　这就是文艺走进生活所带来的新气象。那么，对于文艺评论而言，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应该说，这股文艺重塑生活之美的浪潮，是文艺评论发展的新契机。文艺评论承担着鉴美、识美、释美的重任，应更加全面地融入艺术现场和生活现场，以生气勃勃的点睛之笔，促进艺术的生活化转型，同时也使生活的艺术气息更加浓郁。

　　文艺评论融入生活，意味着把生活作为评价文艺最基本的参照系。文艺评论的要义在于评判和阐释。而任何评价和阐释，都需要一个参照系，参照系是否科学，直接决定着评论的方向和力量。评价不同艺术门类和作品时，参照系应有所区别。评论主体的学识背景、观察角度和问题意识，也会对参照系的选择和构成产生影响。但作为对文艺的评价，最根本的参照系永远是以人民为主体的当下的、现实的生活。卢卡契曾说过，“如果把日常生活看作是一条长河，那么由这条长河中分流出了科学和艺术这样两种对现实更高的感受形式和再现形式”。如果要真正弄懂长江为何如此壮美，就应该去探寻她的源头。正是在生活中，我们才能返回艺术的本源，真切地看到一个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以及他们的奋斗与梦想、欢笑与泪水、感动与悲伤。也只有把生活作为立论原点的评论家，才能写出有担当有见地有风骨的好文章，才能真正反映和传递人民对艺术的评价和要求，成为人民审美鉴赏和评判的代言人。而那些脱离了生活的文艺评论，则难免陷入用空洞的概念、枯涩的理论裁剪艺术实践的窘境。正因为如此，文艺评论融入生活，并不会降低自身的理论深度和学术高度，反而会因为增加了生活的厚度，更加散发出人性的温度。

　　文艺评论融入生活，还意味着在发掘生活之美的过程中实现自我版图的重构。站立在生活这片坚实大地上，评论家的目光就不会盯住在红地毯上或镁光灯下的明星、大腕，更不会以票房或拍卖价格当做艺术作品最主要的评价指标。相反，邻居大妈在社区舞台上演出的一个小品、隔壁小伙在街心公园表演的一段街舞、退休大爷信笔写来的一副春联，和名家、大腕们的作品同样具有品评鉴赏一番的价值。融入生活的文艺评论家，固然为自己的观点受到专业人士的关注而心头暗喜，但也为自己的作品吸引了人们在黑板报、橱窗前或社区网站流连品读而怡然自得。他的收获，不仅是引导了文艺创作的潮流，而且是教会了更多的身边人读懂一幅画、写好一笔字、唱好一首歌、看懂一部剧，从而帮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艺术之美，又把这种美灌注到生活之中。而大众艺术鉴赏与审美能力的普遍提升，反过来又会“倒逼”整个文艺生产创造的机制，推动文艺消费市场加速调整，进而提高社会文艺生活的总体水准。而这些，不正是文艺评论的时代责任和我们国家文艺事业最根本的追求吗？